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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蒙的仕途与人生
王蒙的仕途与人生
作者:陈涛  点击量:  更新时间:2012-11-14 17:01:05
“这么大岁数了,没有像我这样有肌肉的吧。”在北戴河“政协浴场”的海滩上,戴上泳镜,王蒙就直接扑向海里,越过在浅海套着救生圈的年轻游客以及扑腾着水花的孩童。

    这天下午,风浪很大。78岁的王蒙说:“再大的浪我都见过。”

    政治和文学这两个“风浪”交织于他的人生。

    中庸/响动

    湖南作协主席唐浩明说:“王蒙本身就是一部文学史。”

    对于这种说法,王蒙解释道:“也谈不上,当然现在来说,我经历过的事情也比较多。”他喜欢用这样婉转的方式回答问题,“我并不否认我的中庸对一切都不抱幻想。”

    “文学史”得有作品,王蒙有“干货”。他的创作已有60年历史,用他自己的话说,这些作品“有一定的响动”。“到现在为止,我的写作还在积极地运转着。相对于其他作家,有的人是前段写,后面一段不写了,也有的从新时期开始写。从时间长度上他们不好跟我比。”王蒙说。

    新书《中国天机》在近期又开始“响动”。他认为,当今人们对政治的热情和关注日益增加,但是浅薄与情绪化的见解太多。

    事实上,近年来他也未中断过对政治、社会、文化的关注和发声,他说:“我有巨大的政治责任感,因为首先我自幼就热衷政治,有革命政治的童子功;第二,作为一个接地气的人,我从基层的团委、人民公社干部都当过,还当过中央委员、政协常委;第三,我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,被提拔过,被毛主席多次点名,也被打入过历史的另册;另外,我还去过境外60多个国家,也见过国外诸多国家领导人,有一些交流经验。”在他看来,这是《中国天机》的出版缘由。

    2011年夏天,王蒙在位于北戴河安一路的中国作协“创作之家”休养,着手创作该书。从10多年前开始,他每年夏天都会到此避暑。在“创作之家”,从安保人员到管理层,他们对王蒙已经很熟悉,都叫他“部长”。在位于北戴河康乐路的“政协浴场”,管理人员和救生员也很熟悉“部长”,王蒙每天下午3点左右都会来游泳。

    仕途/文学癖

    20多年过去了,“部长”的称谓还在。从1986年4月至1989年9月,王蒙担任文化部主要领导职务三年零五个月。上任部长那年,王蒙出版了小说《活动变人形》,反思现代知识分子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下的心灵冲突,被誉为“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变形记”。

    事实上,王蒙本人也是作协的“主要领导”,从1986年至2006年担任副主席。还有传言,王蒙也曾被提名过诺贝尔文学奖。“诺奖的提名是一个说不太清楚的事情,它是封闭的,怎么提名,怎么评的,什么都不对外界公开的。”王蒙解释说,“瑞典文学院在过去也给中国作协发过信,希望可以推荐。中国作协提名过巴金、丁玲等,另外国外一些大学,也有这种提名。我想,提过我也不足为奇,我说的主要是国外的一些机构。”

    在政治和文学之间,王蒙说自己的“热度”,显然在后者。“与纯粹的政治家的最大区别在于,我有文学癖好,我从来没有追求过哪怕一星半点的‘仕途’。”他说。但如今,“想否认也不可能了”,王蒙说,“政治的本质不是别的,就是生活,就是命运,就是故事”。

    保护/批评

    “打入另册”,王蒙这样形容自己曾被戴了20年的“右派”帽子。所以,“再怎么政治还是要有个铁饭碗,有个吃饭的过硬家伙。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,我的生活出现了明显的‘拐点’,我宁愿回归到文学里面讨生活。”王蒙说。

    1956年4月,22岁的王蒙写了个短篇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》,9月发表在《人民文学》上。杂志社的工作人员骑着摩托车将476元稿酬送到王蒙家里,这样的稿酬在当时“也够惊天动地了”。

    但很快《文艺学习》杂志展开对该小说的讨论,王蒙在《中国青年报》的编辑朋友也找来,说该文已经与王实味的《野百合花》相提并论了,要做好“批评与自我批评”的准备。次年2月,李希凡在《文汇报》发表了长篇文章,批评《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》。王蒙很快给周扬写了封信,请求指示。主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叫了王蒙谈话,说毛主席也看了那小说,不赞成将其完全否定。“我那个小说,毛泽东前前后后讲了六七次。”王蒙回忆说,“总的调子就是,一保护,二批评。”

    王蒙虽然没有当面听到毛主席的点评,但听过录音,“毛主席亲口肯定,‘王蒙有文采、有希望。”毛主席如此点评青年作家,“在当代仅此小王一人,”如今已是“老王”的王蒙回忆。

    新疆/北京

    “相对于其他老作家,你受过的苦不算严重吧?”有媒体问王蒙。

    “对,那当然。一切都是看比较,相对来说,我不算特别严重。”王蒙回忆,“一是我的工资没有降,当时在北京我是87块钱每个月,在年轻人里算非常高的。1963年到新疆,加上补贴,一下子变成124块,开玩笑,那算不错了。再一个,我没有被殴打过,也没有戴高帽子游街,也没进监狱。”

    2006年至2008年,王蒙出版了“自传三部曲”。第一部中记录了他到新疆的详细过程。去新疆是他主动申请调去的,甚至“极其兴奋”,并得到了妻子崔瑞芳的支持。王蒙调到了新疆文联工作。

    “老王,千里为官只为钱啊。”一个从安徽到新疆的农民对王蒙开玩笑说。王蒙笑道:“‘大跃进’之后,安徽的生活特别困难,他们听说新疆好点,就跑来了。他意思说,你北京那么远都跑来新疆,反正就是为了钱嘛。我也没法跟他解释。”

    思想/爱情

    但王蒙并非只沉浸在旧时光中,他甚至愿意去看看《失恋33天》《男人帮》这样的影视剧,“各种现代建筑,城市风光,汽车多了,霓虹灯也多了。另外,它们的共同点就是现在人们对爱情的态度,更务实一点,不那么悲情了,不考虑你死我活那种劲儿了,不行就拉倒,还能怎么办。这也是更豁达和更健康的态度对待人生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在自传中,王蒙也曾写过自己的爱情,在北京东四区委工作时认识的初恋崔瑞芳,日后成了自己白头到老的妻子。“今年最悲哀的是,老伴儿3月23日去世了。”王蒙沉重地说。

    有太多的偶然性,包括王蒙最初干革命工作,“一个人怎么发展,是各种因素造成的。也可能后来有很大变化,也可能最后没变化。”

    1945年,抗日战争胜利,“日本投降,大家对国民党抱的希望特别大。但是很快就失望了,贪官污吏什么的。”王蒙回忆起自己的革命出发点及与政治的结缘。当时,王蒙从五年级直接跳过六年级考上了北京市立三中。

    民国时期中学有打垒球的传统,三中有一个矮胖、爱笑的“体育明星”,专门打后卫的,王蒙还记得那是一个叫何平的高二学生。而王蒙自己刚参加了全市的演讲比赛,是个“演讲明星”。

    一次在操场上碰面,何平问:“王蒙,你最近在看什么书呢?”王蒙说了几本书名,但随后他又突然说:“我现在,思想左倾!”回忆起来,王蒙也觉得当时“非常奇怪”,“在国民党时期宣称自己思想左倾是有一定危险的。”

    恰巧,何平是地下党员,“他眼睛顿时睁大,高兴得不得了,让我上他家玩去。他家里摆的都是一些苏联小说,左翼的这些东西,还有上海出的一些骂国民党的书,他们家变成了我的学习室。”

    王蒙回忆说:“如果我不是偶然说出思想左倾,他不会那么快对我宣传共产党的方针理论。”那一年,王蒙11岁。

    摘自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12年第28期(摘自人民网)

信息录入:林源 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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